郑观应故居位于三乡镇雍陌村。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坐北向南，为硬山式砖木结构，前后两进，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，面积约204.5平方米。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造。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.35米、宽65厘米的石匾，楷书阴刻："秀峰家塾"四字，落款："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"。有灰雕、墙画。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、神台，并雕有人物、花鸟、狮子等，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。屋内还存有："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"、"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"两块木匾（已破损）。该故居现由郑福田代管和居住。现保存良好。　　　　郑观应（1842-1922年），三乡雍陌人。原名官应，字正翔，号陶斋，别名杞忧生、慕雍山人、罗浮侍鹤山人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放弃科举，到上海学商。此后二十年左右，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、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，又自已经营贸易，投资轮船公司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后，先后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、轮船招商局帮办、总办、上海电报局总办。早年虽厕身洋行，但关心时政，热心西学，为洋务派出力，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。中法战争期间，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，曾只身深入暹罗与金边、西贡侦探敌情，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。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，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打击，便注意研究财务，19世纪80至90年代初逐渐形成维新改良思想。以"道"、"器"的关系表述旧学和新学的对立，并以"由博返约"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。主张变革以御外侮，认为"欲张国势"，就必须改变专制，实行议院制，广办学校，培养人才。谴责洋务派"舍本图末"，"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"，根本不可能抵御外悔。强调"以商战为主"，指出："欲制西人以自强，莫如振兴商业"。即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，"论商务之源，以制造为急，而制造之法，以机器为先"，即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。要求实行护商政策，采取"收回海关、保护关税、裁撤厘金、自由投资"等护商措施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后，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。是年由盛保举，重入轮船招商局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任汉阳铁厂总办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。19世纪90年代以后，思想趋于保守，后竟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，敌视革命运动。辛亥革命后，鄙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，厌恶军伐混战。著作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、《罗浮侍鹤山人诗草》等。

　　郑观应故居位于三乡镇雍陌村。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坐北向南，为硬山式砖木结构，前后两进，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，面积约204.5平方米。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造。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.35米、宽65厘米的石匾，楷书阴刻："秀峰家塾"四字，落款："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"。有灰雕、墙画。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、神台，并雕有人物、花鸟、狮子等，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。屋内还存有："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"、"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"两块木匾（已破损）。该故居现由郑福田代管和居住。现保存良好。　　　　郑观应（1842-1922年），三乡雍陌人。原名官应，字正翔，号陶斋，别名杞忧生、慕雍山人、罗浮侍鹤山人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放弃科举，到上海学商。此后二十年左右，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、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，又自已经营贸易，投资轮船公司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后，先后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、轮船招商局帮办、总办、上海电报局总办。早年虽厕身洋行，但关心时政，热心西学，为洋务派出力，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。中法战争期间，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，曾只身深入暹罗与金边、西贡侦探敌情，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。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，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打击，便注意研究财务，19世纪80至90年代初逐渐形成维新改良思想。以"道"、"器"的关系表述旧学和新学的对立，并以"由博返约"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。主张变革以御外侮，认为"欲张国势"，就必须改变专制，实行议院制，广办学校，培养人才。谴责洋务派"舍本图末"，"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"，根本不可能抵御外悔。强调"以商战为主"，指出："欲制西人以自强，莫如振兴商业"。即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，"论商务之源，以制造为急，而制造之法，以机器为先"，即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。要求实行护商政策，采取"收回海关、保护关税、裁撤厘金、自由投资"等护商措施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后，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。是年由盛保举，重入轮船招商局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任汉阳铁厂总办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。19世纪90年代以后，思想趋于保守，后竟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，敌视革命运动。辛亥革命后，鄙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，厌恶军伐混战。著作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、《罗浮侍鹤山人诗草》等。